《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六）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我平时穿得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30斤粮票，让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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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80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80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80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他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书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吕侯生《“近平给我治腿病”》

      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40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经常为灵娃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根据我们的朋友武晖（也是武玉华的侄子） 跟我转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已经去世了，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谈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了一句：“近平，他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6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即武刚文） 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画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高小梅《“近平教我写名字”》

      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1斤2两粮票和3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3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聂瑞兰《“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既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儿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赵福有《“可把近平急坏了”》

      1975年，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陕北方言，流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10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每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凑了5块5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40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望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40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40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